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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女记者中国亲历记:做印度人好还是中国人好?

印度女记者看中国。一名在中国居住了5年的印度女记者,在北京胡同里观察形色中国,她作为印度人,边在中国工作,边对比着中印两国的差别,无论是制度的差别还是不同阶层生活的差别,边思考着做印度人好还是中国人好……帕拉维·艾亚尔是《印度教徒报》常驻北京的印度女记者。她是《烟与镜:亲历中国》一书的作者,该书在印度颇为畅销,她也因此获得印度普莱姆·巴提亚最佳新闻成就奖。

撰文:帕拉维·艾亚尔(Pallavi Aiyar)
来源: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4_04_08_220312_s.shtml


一名在中国居住了5年的印度女记者,在北京胡同里观察形色中国,她作为印度人,边在中国工作,边对比着中印两国的差别,无论是制度的差别还是不同阶层生活的差别,边思考着做印度人好还是中国人好……

帕拉维·艾亚尔是《印度教徒报》常驻北京的印度女记者。她是《烟与镜:亲历中国》一书的作者,该书在印度颇为畅销,她也因此获得印度普莱姆·巴提亚最佳新闻成就奖。艾亚尔在接受这个奖项时说:“这是印度新闻界对中国重要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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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部分文章:

一​​

回到北新桥头条胡同,那群麻将搭子仍在小卖部门口,闷热的夏夜里他们会一直玩到夜永时分。其中少不了方老太的儿子,他把汗衫卷起,露出圆鼓鼓的肚 子。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无论时间多晚,都能看到这群人都在外面打麻将。在我经过的时候,他们会停下片刻,然后总有人会轻轻地扬起下巴打声招呼。​​

他会说“回来了”,我的街坊们用这种一成不变的问候来表明他们知道我回家了。胡同里的问候语带有一种令人安心的可预见性。它们表明邻里平安无事,一切正常。​​

夏天过后,就是北京短促的秋天,要不了多久,空气中就会有烧煤发出的那种不祥气息——那是冬季胡同里的标志性味道。寒冷季节即将到来的其他迹象也初现端倪:一大早,上公厕的人穿的是长袖绒衣,而不再是棉质睡衣。​​

我想起刚搬到这儿时,胡同里的居民对睡衣的喜爱让我不时皱起眉头。对于睡衣来说,胡同是真正的解放者。不用再局限于卧室,全天都有居民穿着它们上街,而且没人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经过最初的困惑,考虑到每次要去附近的小商店买个火柴或者什么零碎时穿着睡衣出门可以省去很多麻烦,我开始变得非常欣赏这种对睡衣的友好态度。有时候,我会带上“焦糖”或者“豆腐” 一起出去。街坊们都非常喜欢猫,我带它们出门的时候,总会有一群人围过来逗它们玩。​​

一个秋日的早晨,在我从小卖部回家的路上,一群胡同游的外国游客正好骑车经过。他们左顾右盼,充满好奇,脸上挂着亲切地微笑,直到看到了我。其中许多人在那一刻看来都大吃一惊,有一位还差一点从车上摔下来。​​

刚搬到这里时,我也曾在一些中国人当中引起了同样的反应,住在这儿的人吃惊地发现有一个外人就在他们中间。但我还从来没有在外国人当中引发这种反应。​​

随后,我以他们的视角打量着自己:穿着一套睡衣睡裤,嘴角叼着烟,左胳膊下夹着猫,走路的时候拖鞋在脚下噼啪作响。胡同已经把我同化了。​​

2006年很快过去了,我们迎接着在中国的又一年,那将是我呆在这儿的第五年;房东吴先生打来电话安排吃晚饭的事情。我们有一段时间没一起出去了,四合院的下水道在最近一段日子里也没出过什么毛病。​​

我立刻答应下来,但我这么做还有着隐秘的目的。之前每次我、胡里奥和房东出去吃饭,毫无例外都是吴先生埋单。这与其说证明了他的好客,不如说表明了我们在中国人吃饭时流行的“抢着埋单”比赛中技不如人。​​

这是一场令败方大丢其脸的决斗,与吴先生和吴太太相比,我们的败绩令我和胡里奥的脸没地儿搁。现在,补救的机会终于来了。​​

因此,几天之后,我们和吴先生一家三口坐在一家正宗的川菜馆子里;对着点的菜,我眉头紧锁。“那是什么?是肺吗?”我问道,如鲠在喉。“哦,今晚专 门给你们点的。”吴太太露出食尸鬼般的笑容,一边用锃亮的长勺子在热气腾腾的大菜盆中搅拌着。“不光有肺,还有腰子和肝,跟高汤和血炖在一起,加上花 椒。”​​

有那么一刻,她露出了关切的表情。“你能吃花椒,对吧?”她热心地问道。我愁得说不出话来,只能摇了摇头。说实话,我并非不能吃辣。“那就没问题了。”她松了一口气,接着舀起一大勺灰色的抖动着的肉,扣在我勉强伸出的碗里。​​

晚饭继续进行。杂碎之后是未经脱骨的牛蛙,所以蛙肉得啃下来,然后吐出小块的软骨。吴先生告诉我们说:“很多人不知道,蛙肉其实是最鲜的。”一副很在行的样子。​​

让房东挑餐馆、点菜是我们的策略之一。我们让他以为那天晚上是自己做东,等我们吃饱后,胡里奥会推托说去洗手间,其实是溜到收银台把账给结了。待吴先生要结账的时候,我们会得意洋洋地表示钱已经付了,而且在他因为未能结账而垮下脸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露出得意的表情。​​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吃到一半的时候,一小块牛蛙进到吴先生的气管,他发出吓人的咳嗽声,紧紧抓住喉咙,这种两栖动物的一片软骨令他喘不过气来。 我克制住这是房东让我吃那些东西而遭受报应的想法,不停地拍打着他的背。但没什么效果。吴先生突然起身冲出包间。我们要跟上去,但吴太太拦下我们,坚持说 不用担心。“老吴身体好得很,”她说。“他会没事的。”​​

几分钟之后,吴先生回来了,脸还有点红,但显然已经没事了。他没理会我们关切的询问,而是大口吃起盘子中的猪肺。半个小时后,我们吃不下了,胡里奥 按照计划溜出去“上厕所”,然后暗地里跑到收款台,小声索要账单。“埋单?”收银的女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跟你一起吃饭的那个老人家在半个小时前已经付 过了。”​​

老谋深算的吴先生再次把我们打败了,除了品味留在这个国家的败绩,我们无能为力了。

​​​ 二​​

不知不觉又过了几个月,对于未来,我们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划。我来到中国五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牛津大学给了我一个从2007年秋季开始、为期六个 月的进修机会。我决定接受。胡里奥在中国生活了近六年之后,开始有了离开的冲动。尽管仍在中国,但我们和这里在心灵上已经拉开了距离,我们想要尝试新的冒 险。​​

自从2002年8月来到北京,身边已经物是人非。我的许多朋友——那些记者和外交官结束了为期三年或者四年的任期后,已经离去。我在中国传媒大学的那些学生也已都毕业,有几个正在国外学习。​​

奥运会即将举办,我刚到北京时四处可见的“拆”字几乎踪迹全无,因为那些房子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拆了。前门旁化为灰烬的胡同中,一座漂亮的购物中心初具规模。​​

自从我来到这座城市,出租车已经涨过两次价。清除中式英语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馆,他们已经把我特喜欢吃的一种鱼的翻译从 “大便”(crap)改成了虽不是那么具有娱乐效果,却更为精确的“鲤鱼”(carp)。而最受外国人青睐的城市地标——东大肛肠医院巨大的霓虹灯招牌上 醒目的英文“Dongda Hospital for Anus and Intestine Disease”现已改成了文雅的“Dongda Hospital of Proctology” 。​​

在一个国家呆五年不算长也不算短,而且我没有虚度这段时光——四处旅行,不停提问。但当我在中国的生活即将拉上帷幕,越来越多的人却会向我问一些问题。​​

当我离开中国去欧美旅行的时候,人们会问:“中国将何去何从?”中国将经历剧变,还是将成为未来数十年一支令人敬畏的政治势力?不进行基本制度的变革,中国是否会陷入动荡?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

在印度,大家关注的问题则有所不同。无论报纸编辑还是家里的仆人,他们最常问到的是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印度能从中国那里学到什么?或者说,印度应 该做哪些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国把美国视为评估自己的国力和成就时的终极标杆;但在印度,中国已经成为了其评价自身进步时常用的参照系。​​

回到中国,我时常被问及的问题又不大相同,并且是最直接,或许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总是毫无例外地问我:“哪个更好?中国还是印 度?”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经常问我:“你是更喜欢中国还是印度?”胡同里的街坊们只要逮住机会就会问:“你喜欢住在北京吗?还是更喜欢住在德里?”​ ​

最后一个问题以各种形式出现,对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每次碰到它,我的答案都不尽相同。与娄亚 (音译)和我家附近公厕的保洁员聊过之后,我想到了印度那些可怜的女佣;我对于中国最底层的人仍享有相对的尊严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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