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了解印度人对中国的看法

“现代玄奘”谭云山之子谭中教授口述中印关系史

2013-05-10 00:32 24个评论 字号:

谭中在印度大学执教将近半世纪,主要研究东亚近代史。邀请谭中教授从芝加哥越洋到台北来口述历史有两大原因。第一,他不但是“Chindia/中印大同”的象征符号,而且是有血有肉的中印文明结晶。我们在中文的浩繁文献中,很少看到像署名“谭中”文章那样把中印文化有机地结合,主要是反映出他在印度生活了四十五年的感受,而不光是书本上的哲学理论。第二,他是有“现代玄奘”美称的已故学者谭云山的长子以及事业的继承者,从他的活动上看到的是谭氏父子两代人毕生为增进中印友好与了解的孤军奋战。

转自:http://www.guancha.cn/tan-zhong/2013_05_08_143263.shtml

“现代玄奘”谭云山之子谭中教授口述中印关系史

谭中(资料图)

时间:2008年5月18、19、30日

地点: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贵宾室

主讲者:谭中

与谈者:石之瑜、黄威霖、余帛灿、徐和谦

誊稿人:黄威霖、余帛灿、张咏铷、李厚颖

我们邀请谭中教授从芝加哥越洋到台北来口述历史有两大原因。第一,他不但是“Chindia/中印大同”的象征符号,而且是有血有肉的中印文明结晶。我们在中文的浩繁文献中,很少看到像署名“谭中”文章那样把中印文化有机地结合,主要是反映出他在印度生活了四十五年的感受,而不光是书本上的哲学理论。他在印度时,曾经自称“civilizational amphibian/文明两栖动物”,但出版社的编者认为不雅,就停止了。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谭中并不只是“个人”,他是有“现代玄奘”美称的已故学者谭云山的长子以及事业的继承者,从他的活动上看到的是谭氏父子两代人毕生为增进中印友好与了解的孤军奋战。谭云山从一九二八年到印度(今年正是他入印八十周年)一直到一九八三年在印度菩提场中华大觉寺圆寂,可谓为了中印联合而“春蚕到死丝方尽”。谭中是一九五五年入印的,谭云山在世时,他就已经从父亲手中接棒,现在正在步先哲的后尘。谭云山是个奇人,早年血气方刚、对同校学长毛泽东崇拜不已,后来组建“中印学会”,有幸结识戴传贤(季陶)院长,和国民党许多领导人建立了友谊。他在印度追随大文豪泰戈尔,有机会和“圣雄甘地”、尼赫鲁等印度领袖交往。一九九八年十月北京纪念谭云山诞生百周年纪念会上,中国著名印度学泰斗季羡林说,谭云山的特殊性在于他和中印两国领袖都有深厚友谊,是沟通两国的“金桥”。谭云山在世时,自己总是为事业奔波而忽略写回忆录等,子女又不在他身旁。他逝世以后,亲朋好友都感叹说,没有让他把中印交往的许许多多细节交待出来让世人知道,使活生生的历史不幸永远埋没。正因为这样,我们就觉得这次把谭中请来交待历史非常必要了。下面是访谈的具体记录。

谭中怎么会走上“中印之路”?

谭中教授说,或许是命里注定要走“中印之路”吧!如果用逻辑思维,决定他从事中印研究的三个因素:第一个是泰戈尔,第二个是他父亲谭云山,第三个是湖南。

谭中教授对这三点作了发挥,先从泰戈尔谈起。泰戈尔在得到诺贝尔奖金后,兴办了国际大学,印度语为“Visva-Bharati”,“Bharati”是印度国家的意思,“visva”是宇宙,意思就是把自己的家变成宇宙。泰戈尔曾经形容这个学校为“世界鸟巢”,有了“巢”就必须有外国“鸟”来栖身,谭云山就是飞来的重要“外国鸟”之一。在泰戈尔的“国际”领域中,中国是一个重点。泰戈尔办国际大学第一年,请了法国的汉学家Sylvain Levi来做访问教授,教授中文也谈论中国文化。Levi有五位学生,其中一位便是P. C. Bagchi,中文名字“师觉月”,是北大第一位印度访问教授,师觉月也是国际大学公立以后由政府委任的第一任校长。(国际大学原为私人设立,泰戈尔死后产生经费问题,在印度独立以后尼赫鲁就把它收归国有,由中央政府拨钱,成为国立大学。根据国立大学章程,规定大学校长相关条件,而第一位公选的校长就是师觉月。)这师觉月本来就是谭中教授父亲谭云山的朋友。谭云山在一九三七年被泰戈尔任命为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后,请了师觉月到中国学院来开展研究工作。

泰戈尔于1924年访问中国。在中国作了七次演讲,主要论点是历史上中印两国之间有一个通道,那个通道现在荆棘丛生,我们应该重新找出这个通道来。泰戈尔在北京时邀请中国学者去他的大学开展中国研究,本来梁启超答应去的,后来没有成行。1927年,泰戈尔在东南亚演讲,谭云山居士在新加坡首次会见泰戈尔,泰戈尔刚好想要找一个中国学者去国际大学,谭云山居士便于1928年前往印度。

谭中教授的父母都有自己的一番向往新时代、拥抱新时代的经历。母亲陈乃蔚(1902-1980)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一代新女性。年轻时进了长沙稻田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还不到二十岁就到湖南湘乡谷水白鹭湾的陶龛小学教书,是学校第一位女教员。那时候的湘乡农村社会是很保守的,陈乃蔚住在陶龛小学董事长(实际上是校长)罗辀重家中,每早要走十多分钟去学校上课。乡下来了一个不缠足的未婚女子在外抛头露面变成了一件不寻常的事,陈乃蔚每天走在路上都会有一群孩子跟着她,好像她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谭中教授的父亲谭云山出生于穷苦的湖南茶陵农村,小时发愤读书、考上了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比他较早与和他同时的有毛泽东等左派知识分子,他也受到影响,参加了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也创立过“兴中学会”。他回忆自己经常跟着一群男女同学到野外玩。毛泽东看到水,不管是湖还是河,就当着大家的面脱光衣裤下水游泳,女同学害羞、大叫“你疯了”,从此同学们就叫毛泽东为“毛疯子”。谭云山敬佩毛泽东,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后到长沙船山书院进修两年,谭云山也这样做了。他在船山书院时正逢二零零零年十月比他年长九岁、刚刚名扬法界的太虚法师到书院(即“船山学社”)设坛三天,讲“身心性命之学”,不但得到法师的传授,对佛教有了一定的根底也使他崇仰印度文明,打下了他后来以印度为终生事业基地的基础。太虚法师后来对帮助谭云山组建“中印学会”和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谭中教授谈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影响湖南知识分子的两大运动,一个是勤工俭学,是毛泽东发起的。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国家在出卖了中国的利益以后为了平息中国群众的愤怒而在法国设立奖学金,让中国知识份子可以一方面打工另一方面到欧洲学习,毛泽东当时便在湖南鼓励、帮助年轻知识分子去参加这一“勤工俭学”运动。另一个是南洋有许多新富华侨想要下一代受到祖国文化教育需要国内的知识分子到南洋去教华侨子女。谭云山有到欧洲去勤工俭学的意图,却先前往南洋,打算过些时日再去法国。在南洋时,谭云山参与教书与办报的工作,成为“马华文学”史的先锋之一。谭云山先在《叻报》负责星光文艺副刊,后来在《新国民日报》当“沙漠田”副刊的主编。他在南洋写的诗后来在中国出了《海畔》诗集。他也帮助办学,参加了马来亚爱群女校的创办。谭中教授的母亲陈乃蔚也是从湖南到南洋去的,她和谭云山是在南洋认识、结婚,在马来西亚的柔佛(Johor)巴株巴辖(Batu Pahat)担任爱群女校的校长,很可能是这个小学的创办校长。后来谭云山在与泰戈尔会面后,过去想前往法国的计划就全盘改变,可说是泰戈尔改变其一生。谭云山到泰戈尔的国际大学受到“贵宾”待遇,住在最好的招待所,伙食由学校供给。但是当时大学的同仁都是尽义务而不拿薪水的,谭云山当然也不例外,谭中教授的母亲只能继续留在马来亚教书,并且用自己的薪金支持谭云山在印度的用费。

谭中教授在襁褓时被母亲抱着,从新加坡到国际大学去见泰戈尔,泰戈尔当时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Asoka/阿输迦”(是古代“阿育王”的名字),是个很普通的印度名字,谭中教授在一篇英文文章中写了这事,北京一位学者将其翻译为“泰戈尔给了我阿育王的美名”,谭中教授说,这个不准确的翻译,好像谭中在“王婆婆卖瓜”了。谭中教授在他弟弟谭立编的一本英文书(Tan Lee,A Common Concern: Rediscovering Tagore’s Visva-Bharati《共同的关注:重新发现泰戈尔的国际大学》)中写道,古代有“王维,字摩诘”,他把印度佛教神话人物维摩诘的名字占为己有,谭中毕生却没有机会自称“谭阿输迦”,但也可以像王维那样被看成“Chindian”(中印人)。这就等于泰戈尔和谭云山在他生下的那年就给他注册了,要他走上“中印之路”。

谭中教授为什么把“湖南”也算是使得他走“中印之路”的因素呢?他指的是两点:一点是湖南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另一点是湖南人那种“蛮”劲。他认为自己和他父亲都算不上有名的学者,没去过北大,或是哈佛等学校,都是自己奋斗出来。谭云山是长沙第一师范毕业,和毛泽东是同学。谭云山读完长沙师范学学校又步毛泽东后尘到长沙船山书院进修两年,后来就到新加坡,再到印度。到了印度以后,泰戈尔的大学有了像谭云山这样的中国学者如获至宝,就要谭云山教中文,并且讲述中国文明,他也义不容辞,也能胜任。这是因为湖南人一般的国学基础很强,四书五经、成语都是从小读得背。

谭云山的另外一个湖南特点就是蛮干,是“湖南牛”的精神,可以举个例子证明。谭云山知道泰戈尔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在国际大学里面办一个中国学院(印度文叫“Cheena-Bhavana”,英文叫“Chinese Hall”),他在一九三一年回到中国后就为这件事展开活动。起初于南京组成一个中印学会,蔡元培为当时的会长。中印学会第一个送到国际大学的学生魏风江,他写的《我的老师,泰戈尔》书中说到,有一次他在泰戈尔的家里看到蔡元培一九三六年二月六日寄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I will do my little part in cooperating with Prof. Tan Yun-shan in his courageous effort to work for the endowment of a Chinese Hall, although the present financial conditions in China are bad enough to discourage a less brave man than Prof. Tan.”(128页) (我将与谭云山教授合作为中国学院筹备基金,然而中国当前的财政情况是非常艰难的,如果没有谭教授那种勇气,人们早就泄气了。)

谭中自己到印度第三年就被印度国防部选聘去印度“National Defence Academy国防学院”教中文,后来又转到大学教中文、甚至较中国历史,他认为这也得感激小时候在湖南打下了国学基础,然后在“教学相长”中不断进步。没有湖南因素,他自己也会没有这段可以称得上的“成功”经历。

谭中认为还有一个湖南因素对决定他的命运不无关系,需要长话短说。一九五零年四月八日,谭云山吟出八首七绝,其中有:

“衡岳崔巍灵秀钟,三湘七泽多英雄;

每人香草今何在,海角天涯古国中。”

他开始有念旧之情,就写了一封信给昔日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对谭云山说,刚接到信时想不起谭云山,后来想起了。由于很久没有回信,谭云山也把这事忘了。过了好几年,当时中国驻印大使袁仲贤,也是湖南人,突然到国际大学去拜访谭云山,谭教授的母亲趁此机会告知袁大使有两个儿子在中国,希望让他们能出国前来印度。袁仲贤满口答应帮忙。就这样,谭中才得到许可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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